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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现代中国历史的巴尔扎克:人民的名义剧作者谈幕后

七十年代早期,一名14岁的煤矿工人在路边买了一本发黄的有点破烂的巴尔扎克传记。他迷上了这本书,从此梦想把一生奉献给文学,当一个巴尔扎克说的“记录历史的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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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周梅森是一名61岁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人民的名义”,在中国赢得了亿万观众。这也是十几年来第一部反映中国官员腐败的电视剧。他也被称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这部电视剧从四月底开播以来,成为流行文化最火的潮流,在中国有30亿次网上在线观看。据媒体报道,一些政府规定这部电视剧全机关必须观看,有些还规定干部必须上交1500字的观后感。

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周梅森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投资1.2亿元人民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自从2012年中国开始反腐斗争以来,已经有超过一百万人被处理。在写小说的时候,周梅森的素材全部是从公开的记录和媒体报道来的。但是拍电视剧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允许他会见犯人和参观公安局。

谈到他未来的计划,他将继续“记录现代中国的历史”,引用巴尔扎克的话,他说,“拿破仑用剑没有完成的,我将用笔完成。”

下面是周梅森跟南方周末的访谈。

如果我是他,可能也会掉进陷阱

南方周末:大概有八年,你没写政治小说了。

周梅森:我一直关注中国政治生态、社会形态。2008年,我的最后一部这类小说叫《梦想与疯狂》,后来不是没做,实际上写了三部,但都没写完。除了这一部,还有一部叫《天凉好个秋》,现在也是十来万字。我写的政治小说非常多,写了腐败愈演愈烈,世道人心越来越坏,没有信仰,有一些很熟悉的人腐败掉了,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想想真是可惜,能人腐败啊!

南方周末:有没有典型的例子?

周梅森:比如曾在我们江苏宿迁的仇和,多能干的一个人啊。也没能抵御住私欲,《南方周末》报道他,我几乎都看,非常真实全面,而且深刻地写出这么一个人物——孤独的前行者。他后来调去云南,当昆明市委书记,希望我去看看,我一直忙,没有去。他出事以后,我就问自己:如果我是仇和,会不会掉进这种私欲的陷阱去?

我不敢替自己打包票,也不相信别人的信誓旦旦,因为各地的一把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当地都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长期拥有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人的心态和行为很难不受到腐蚀,而大刀阔斧干事的人一般都会有个特点,那就是作风霸道,这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是能成事、敢负责,另一方面就是权力不愿受制约,就容易出事。现在腐败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能人腐败。

我对这种腐败落马的干部是很惋惜的,我不愿把他们描写成魔鬼,其实他们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更想展示他们最后是怎么走到这么一步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展示让更多人意识到,尤其是权力不愿受制约的官员们意识到,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他们自己、家庭并不是什么好事,许多家庭可以用“灭门”来形容,很悲惨。

南方周末:因为什么契机,你写完了这部小说?

周梅森:这部小说我写写停停是因为我很困惑,我问自己,写这些政治小说真能反腐吗?我的政治小说越写越多,而腐败依然存在,有的官员在用权上甚至都懒得用面纱遮一下,简直就是对我们写作者的嘲讽,我失望透了。再者,世道人心也让我灰心,腐败仿佛已成了一种文化弥漫在我们周围,不管大权小权都用来谋私利,太可怕了!所以,两年前,高检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出面写反腐,我回绝了,当时心情也比较灰,正打着官司,一直愤怒着。

现在想想竟要感谢这场官司了,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人民的名义》。那时我卷入了2014年民营企业倒闭潮,我隐名持有的徐州当地一家银行的股权,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了,他资金链断裂,银行要收股权,而手持股权证自以为高枕无忧的我就此卷进了两年多的股权官司,它让我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地方经济的乱象,对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这场股权官司就此走进了《人民的名义》,我就是小说和电视剧里股权被卖掉的倒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我和工人们一样,陷到这个官司里面去,此前几十年赚的钱损失了。

因为这是自己正经历的事,我把它作为主线,竟然把我以前搁置的小说救活了,而且写得特别顺手。再加上中央的反腐成效越来越大,让一直静静观望的我有了信心。别的不说,一直管不住的吃吃喝喝的嘴居然真管住了。

当然,作为喜欢研究政治的作家,我知道反腐不容易。比如现在的懒政、为官不为就是一种表现,有些含权量高的岗位,反腐高压下现在不敢腐败,将来呢?不敢并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这些问题,我相信中央也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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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本事把市委大楼抱回家去

南方周末:小说里有许多内容都令人熟悉,多大程度来源于真实生活?

周梅森:这部戏在某个县拍,本来讲得好好的,搞旅游大县,特别想拉人来拍电视剧。好,我们的戏到了,后来看完剧本,常委开会讨论,给否了。给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曾出现过类似的事,我们承担不起这种政治责任。那个时候,书就坚决不能出。它绝不是一个反腐小说,应该是广义的政治小说,是对中国目前政治生态的写照,很多都是生活中发生的。

南方周末:小说里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非常强势,就令人担心会走上腐败的路。

周梅森:如果有下部的话,也许会,伏笔都已经埋好了。他为官30年,很可能哪一笔账有问题,这不敢保证,而且他确实不喜欢被监督。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小我十岁,当纪委书记,履行同级监督。我说,你能监督好吗?我深为忧虑。听他的,不可能。人家是市委书记,你是纪委书记,你把我监督倒了,我倒了就倒了。以后你到哪个单位,都没人敢要你,太可怕了。再一个,人家是一把手,当然主体责任是他负:“这个干部我提了,出事我负责!”你一点办法没有,是你领导他,还是他领导你?

南方周末:书里写到,为清点某贪官家里的现金,用坏了12个验钞机,新闻报道过类似故事。

周梅森:我现在发现,新闻揭露的很多东西,要比我们的描写精彩得多。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文学怎么跑得过新闻?说实话,深度报道出来以后,就让文学家无事可做,不敢做,没法做了。

所以文学要从人性上深刻地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特定的人物命运。第二个,要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写出来。报道中的腐败,总是多少亿,多少东西,仅仅是数字,不知道腐败对人民、对老百姓的伤害。所以,我写一个破产厂,在腐败的侵蚀下,人民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拥护反腐。你弄走三个亿,关我什么事,那是国库的,有本事你把市委大楼抱回家去,反正我家楼你们扛不动就行了。

写反腐作品,你一定要把腐败如何伤害你我他讲清楚,这是作家能做的。你应该写什么像什么,写到哪一个层面要像哪个层面。不是我要把局做大的。没有这个局,没有这么大的场面,我无法展示我想描述的,对这个社会,对目前政治生态的切身感受。

南方周末:你塑造的正面人物,包括空降的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当然有很好的政治理念,但富有经验,很会算计,会考虑维持平衡,并不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周梅森:对,这一类的文学将越来越接近生活本质。但像我这种小说,还不可能完全写出生活的本质,很含蓄,只要能看得懂就行了。比如说他保护李达康。高育良来汇报,如果是个胆小的官员,马上就吓坏了,或者向中央报告:“这人有问题,副书记给我汇报的。”

他的个性是,刚来,要干事。李达康是能干事的人,你打个小报告,我就把他拿掉了,那你给我干事?600万人问你要饭吃吗?他有这个心态,所以下面还有一句:“把麻烦按在省内吧。”五个月下来,他头发都白了一半。反腐败很累,尤其是我写到2014年的时候,反贪的和被反的日子都不好过。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较量都还没结束。

为什么愿意做那个秘书长?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与当初在徐州政府挂职有多大关系?

周梅森: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仅仅挂职了一年市政府副秘书长,但让我充分了解了我们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有些官员完全是两种心态,过去说“两面人”,对着公众说一套,私底下朋友们说一套,有可能他们白天做报告,晚上喝酒的时候就讽刺自己的报告。我大量的东西都来源于生活,你问我哪个生活,我真是一点都不能说。一旦说了,别人告状。当时四十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告我,俩是副省级,一直告到中央,告到中宣部,电视剧都不让我拍。后来我什么都不说,也不去那挂职了。

后来又叫我到江苏省公路管理局去当副局长,任命书拿了,我一天都没有去。当时认识的一位官员,后来升迁了,最后一次碰到他,是一次高峰论坛,他主持得很好,后来没多久就出事了,挺令人惋惜。还有的领导干部,公然拉帮结派,不是他的人,他一概不用。过去叫后台,现在叫政治资源,后台堂而皇之成了“资源”实在令我费解。

有的和许多女干部通奸,有的把自己老婆送出去,安排好。全都是真实的。怎么能够糜烂至此,政治生态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我眼睛看到了,我的文学要讲良心,要尊重读者,我近十年来的所思所想,都在这本书里面。他们说,看你的书有很多人会对号的,千万不能这么写。可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些人会愈发肆无忌惮,愈发不把老百姓当回事。

像书里写的那个信访办,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不是行政官员,不承担责任,管不了,只能作为作家,凭良心把对这个时代的感受写出来。我写那个老头郑西坡,他是老党员,有老工人那种朴素心理,一边骂这个时代,一边自己受着污染:“万一能混点官呢?”结果,老同志一看到国徽,猛然一惊,一个老共产党人怎么走到这样的道路上呢?不用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形式解释,这就是文学具有诱惑力,好玩的地方。

南方周末:不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以后,你了解官场,主要通过什么途径?

周梅森:做秘书长,仅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应该反观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愿意做那个秘书长?把话说穿了就是有官瘾,想做官。谁不喜欢权力、渴望权力呢?首先我有这个想法,关心权力,也希望弄点权力试一试,看看咱能给人民造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我密切关注权力运作,所以我愿意去。挂职当秘书长前,我比较极端,对官员基本上是否定的,有点像愤青;去了以后,扎进去,我的认识和立场改变了,很多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官员角度考虑问题。

这也很难,原来老百姓的情绪我没有丢,一边又和政府官员的一些想法靠近,不那么极端了。我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密切关注家乡以及类似城市政治生态的变化和演变。正因为这种关注,很多官员愿意和我交朋友,他们知道你喜欢写,就喜欢跟你说,受了委屈也愿意跟你讲。现在我手头的素材多得不得了。我是对政治很感兴趣,也有些政治激情的作家。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一直在场,我以此为荣。

南方周末:挂职那一年,你的“官瘾”满足了吗?

周梅森:这是一句玩笑话,实际上官是非常不好当的,非常累。假如你是个一心为老百姓做事的官,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远远大于其他事业;如果说为了捞好处,安排七大姑八大姨,为腐败去当官,那得要找含权量大的官来当。我密切关心中国的政治,你不关心它,它关心你。它影响咱们的生活,政府一项政策出台,可能就会使你的房子升值或者贬值。

权力特别腐蚀人。开头我不习惯——“秘书长”“秘书长”喊谁呢?原来是喊我。要想干点什么事,一切都给你安排得好好的,老远就把门给你拉开了。我1990年代就拿了驾驶证,那证只敢在徐州开,因为我的眼睛不好,红绿灯分不清,看着红灯直接就开过去了。把警察气得呀,他在那里站着,明目张胆一个车就开过来了,马上打手势阻止我。他一看我那个车——42号,是政府四套班子的车,马上从拦车变成敬礼,从那里就过去了。我几次说过,贪官的堕落,可能就是从第一次闯红灯没得到及时制止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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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奋斗决定家族的未来

南方周末:写作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方面是否提出意见?

周梅森:没有。他们非常信任我。以前约我写《国家公诉》,模式是一样的,只管出题目,再给我提供一些采访等方面的条件。包括我到监狱里,跟那些被捕的厅局长们开座谈会,聊天。他们有的很委屈,只贪了50万,判了15年。有一个区长,年纪轻轻,被捕时四十多岁,多可惜呀!

一个个都觉得冤,我后来又一想,说:“你们都觉得冤,毕竟五十多万贪污了,这是没话说的。你说你亏了,一生完了,想想培养你的组织、领导,还有你的父母,人家个个比你冤。”其中有一个官员,简历我了解得很清楚,我说:“你看,在大学里,别人没入党,你入了党,让你做了大学生支部书记;然后去当乡长、副县长,从基层开始;又送你去日本,学习社会管理经验;回来让你当县长,接着又把你派到美国进修学习。党组织在我身上一分钱心血没花,没培养我做什么长,可培养你花了大心血。”

我和他说,咱们在这儿有一个探索:这里有没有一个政治伦理问题?贪污3000万、5000万判15年,50万也是15年,你当然觉得冤,可以理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党外作家,我都了解这个政治伦理,你不理解。

南方周末:小说里有很多干部出身贫苦,为什么这样设置?

周梅森:我没有关于出身的限制。书里面的刘新建,不是高官出身吗?主人公侯亮平,我恰恰没有给他设定任何出身,定他来自干部家庭不好,定普通工农家庭也不好。我干脆给他抹掉,谈都不谈,干脆像法官戴假发一样,把他的正面掩饰起来,这个人物有点符号性。

为什么公安厅长祁同伟,我要这样设置?这个时代创造着奇迹,很多一无所有的人改变了命运,我们今天的奋斗决定家族的未来,你或者成为三代贫户,或者富贵。在急剧变化中,权和钱在结合,道德在崩溃,规矩都乱了,一切空子都可以钻。这种人容易出来,和《平凡的世界》里面的都不一样,那些都有规矩。他破坏着规矩,也在创造规矩,甚至能把老家的狗弄来当警犬,吃上一份皇粮,远房表弟带人强暴一个打工妹,他就花点钱私了,把一帮强奸犯全放了。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反腐多么必要。我有切身之痛,所以把他设计成底层出身,成功地爬上来了。最终,通过一首纯真的儿歌,他找到了当年像一张白纸时的人生。

你家有个海瑞试试看

南方周末:李达康的太太欧阳菁喜欢看《来自星星的你》,这有原型吗?

周梅森:生活中好多中年妇女是戏迷,而且能够看七八遍,非常真实。一些中年妇女渴望爱情,内心干涸,又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像李达康这样的人物,欧阳菁控诉他,我对她充满同情。我们都知道海瑞是好人,但你家有个海瑞试试看。你是希望有一个表哥是李达康,还是祁同伟?我问亲戚朋友,都希望有祁同伟。李达康不给家人办任何事,对国家来说是忠。但是,富了阔了贵了,不忘乡亲,苟富贵勿相忘,也是要命的传统。

所以,我就故意写了这两种人。李达康有他的毛病,当官时间长了,夫妻吵架都冒出官话,变成人性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他又何尝不是真诚的呢?他算账很清楚,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想青史留名。他老婆追求的是什么?外面的财物再宏伟,也不是咱家的,抱到咱家,你孩子才可能到海外留学,你才有能力使我生活得更好,住上大房子。这是两种不同的追求,所以他们离婚非常正常。两个人都有道理,电视剧举了一个例子:大鱼不能摆在小鱼缸里,非把一条鲨鱼摆到小鱼缸里,鱼缸肯定撑破。不能说李达康是假的,但真有一个李达康在你身边,你不会成为他的朋友。这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这样的人我也见过,生活中都是有的。

南方周末:“好官”一定会成为这种没朋友的人吗?

周梅森:我提供这些事,是政治的一种生态。至于他是好人是坏人,怎么和他相处,那不是我的事。李达康的确是好人,但就像海瑞这种人,你没法接受。老婆新衣裳都穿不上,一天到晚打补丁。大明王朝没有高薪养廉,俸禄非常少,饭都吃不饱,你怎么办呢?你对家庭负起责任了没有?欧阳菁的理论,我摆出来给大家看,大家来评判。

还有一个我都没有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厅,厅长突然就死了。严重的癌症,已经病了五年,各级党组织一点都不知道,省委气坏了。还准备提拔他呢,一下死掉了。两种评价,一种说累死在工作岗位了,一种说临死都抱着权不放,就像《儒林外史》里讲的,油灯的灯芯没灭,他死不瞑目。我下个小说,可能要写这样的事。

南方周末:周永康案件审理之前,你是否计划写到赵立春这种副国级高官?

周梅森:开始时没有,起初设计最高就到省委副书记。后来最高检让我做,我把小说先放到一边,在这个基础上先做电视剧。做了一半我还在考虑,反腐到什么程度,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大为恼火。他就说,坏人只写到一个公安厅长,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过去我的电视剧送上去,总要脱层皮,改八百处都便宜你,改三个月到半年是正常的,免不了还要争吵干架。这次送到总局,十天全部审完,高度评价。总局让专家们提意见,变成了表彰会和研讨会。这在过去不可想象,看来情况真起了变化,反腐剧春天悄然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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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

  1. 范東安

    這是现代”官场现形记“;海瑞罢官还是小case。想想 蘇軾 吧,他不会做官,却坚持作知识份子該作的事,於是被越貶越远,最後到海南岛;這还是在较为温和的宋代官场。但他成就了永世大名。 或许多跟台湾交流吧,看看加入新的價值(觀),是否有更多人發挥正面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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