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失了近一千年以后,考古学家在成都市中心实业街发现古代寺庙的遗址,让福感寺这座之前仅见于史籍的名寺得以重现于世。


福感寺曾经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但是在战火中遭到破坏,最终在宋代末年彻底消失。

研究者希望这次的发现能给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这次出土的部分文物有菩萨佛像、吹奏排箫的乐人、脚踩夜叉的天王等,从南北朝到唐宋的各式石刻造像精致美丽、风格多样。经版上面留存的金粉依然清晰可见,经文字体以楷书、行楷为主,秀丽飘逸。出土的部分文物已经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样貌。


福感寺始建于东晋,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这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来往不绝,并常有高僧驻留。唐末宋初,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古代关于福感寺的记载比较多,但是相对零散,绝大多数是在佛教经典当中。福感寺最早是当地民众祈雨之地,据说因为十分灵验,就取名为‘福感寺’。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经版上的“章仇来临”则牵出一则“脑洞大开”的传说:唐玄宗时期,章仇兼琼出任益州长史时,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着一只鸡来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帮助把寺庙的塔移位。于是,他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从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也曾写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从去年4月至今,福感寺考古现场主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发掘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目前的发掘现场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发现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迹,出土了1000多块刻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的经版,多达五六百块佛、菩萨、罗汉、天王、伎乐等石刻造像残件及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伴随出土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出土的一块经版上刻有“传今福感寺”“章仇来临”的字样。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蟠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考古学家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

这是出土的佛经石版: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成都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魏魏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易立表示。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易立说,在附近区域,比如宽巷子、西安路、同仁路,发现过不少寺院,而且历年来,也都有大量佛教遗存陆续出土。“可以看出,这块区域是成都当年重要宗教文化区域。这片区域的兴盛得益于益州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成都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魏魏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易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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