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准备调查并可能起诉一些大学,这些大学的按平权法案录取学生的规定可能对某些申请者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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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得到了一份司法部内部备忘录,这是一个在司法部内部招聘律师的广告,招聘的条件之一是对“调查和可能的起诉有关的蓄意种族歧视” 行为。

虽然,这份内部文件并未指明哪些族裔在美国的大学招生过程中,成为逆向种族歧视的潜在受害者。但“蓄意的基于种族的歧视”(intentional race-based discrimination)这一表述,却明显指向美国许多大学长期以来,为增强校园多元性和平衡各族裔的社会发展机会,而更倾向于录取非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学生,而非同等条件甚至条件更好的白人和亚裔学生的招生政策。

美国司法部并未否认这项调查的存在,但强调《纽约时报》的报道并不“准确”。8月2日,美国司法部新闻发言人回应,司法部正在征集律师调查奥巴马政府时期遗留下的一桩行政诉讼。

2015年,有64个亚裔美国人团体联合起来,集体控诉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和录取结果有歧视亚裔之嫌,这桩诉讼最后却不了了之。

美国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还称,司法部并未收到任何与大学招生政策有关的指令、备忘录、草案或是政策,但“司法部致力于保护所有美国人免受各种形式的非法种族歧视”。

对此,《纽约时报》发声明称,“我们坚持自己的报道”。

鉴于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决,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可以将族裔作为参考因素之一,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发起的这一调查,是对最高法院的挑战;这也标志着司法部民权司在特朗普和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带领下,有可能继续向保守派立场倾斜。

在今天财新网的报道里提到,美国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丹尼尔•金在其专着《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中披露了美国名校的招生录取规则。他在书中提到,美国大多数精英大学在招生方面一直存在“三重标准”,给亚裔学生定的录取标准最高,其次为白人,录取门槛最低的则是非裔和拉丁裔。

这种保障生源多元化的招生惯例,源于为消除种族歧视而采取的优待少数族裔政策“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上世纪60年代,为帮助历史上长期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和资助,改变其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签发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实施“肯定性行动”。此后的数任美国总统都致力于继续推动这项平权措施。

但对非裔和拉丁裔的优待,却让天平两端失去平衡。近年来,有多位白人、亚裔学生将美国名校告上法庭,控诉校方在招生过程中施行“逆向歧视”,在录取机会上向非裔和拉丁裔等社经条件较弱的群体大幅倾斜。

美国保守派智库平等机会中心(CEO)主席,曾在里根及老布什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司法部民权司高级官员的罗杰•克雷格指出,民权法案是为了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免受歧视。但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白人反倒是遭遇歧视的那一方,亚裔美国人的境遇也是如此。

根据哈佛大学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报道称,哈佛可能是这次司法部的重点调查对象。但《纽约时报》称,哈佛大学被指控的招生倾向性,正是该校所引以为豪的。多年来,哈佛大学一直坚持采取“肯定性行动”,并称在录取时,如果放弃族裔方面的平衡考量,将会削弱哈佛教育的“卓越性”。

在递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则简报中,哈佛大学称自己“并没有为录取黑人、黑人音乐家、足球运动员、物理学家或是加利福尼亚人设定配额,但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多样性,就必须考虑到人数的问题。”

在哈佛大学官网上可以查阅2017级入学学生的背景构成情况,其中非裔美国人占14.6%、亚裔美国人占22.2%、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占11.6%,美洲土著和太平洋岛民约占约占2.5%。在所有少数族裔中,亚裔美国人被录取的人数最多。

但哈佛大学学者Yascha Mounk在其2014年撰写的文章中提到了另一组数据:2008年,在哈佛大学收到的SAT成绩非常高的申请者当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亚裔。然而,他们在新生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7%。虽然亚裔人口在美国各族裔中增长迅速,但20年来,他们在哈佛大学本科生中所占的比例,却一直变化不大。

平等机会中心执行总监Rudy Gersten在接受CNN采访时指出:“利用种族和民族,而不是(学生的)社会地位及经济上弱势与否进行判定,这种种族招生倾向,会伤害到许多低收入的亚裔和白人”。

他还指出,这一做法,还会让许多看似受益的黑人和拉丁裔陷入困境。他说,这些学生的入学考试成绩和平时绩点通常较低,被名校录取后,要在学校里艰难生存,因为他们准备得并不充分。这种挣扎会导致这些少数族裔学生有更高的辍学率、低成绩,甚至无法按时毕业。

但美国非盈利机构民权律师委员会主席Kristen Clarke则批评,川普政府正在进行的这一调查,可能会背离司法部民权司长期以来坚持的优先议程。她指出,设立民权司,就是为了处理美国最受压迫的少数族裔所面临的歧视,它承担着许多资源匮乏或专业度欠缺的机构所无法承担的工作。但现在,“情况却被搅乱了……大学可能会害怕,如果继续坚持校园多元化,将会受到政府的打压”。

曾于2010至2016年间主导美国司法部教育机会部门的Anurima Bhargava 则认为,司法部发起的所谓的调查,不过是一种恐吓战术,旨在吓唬高等教育机构。她说:“法律及根植法律的土壤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似乎是为了吓唬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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