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柏克莱大学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而现在成为了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左翼和右翼暴力对抗的舞台。这个月,保守人物Ben Shapiro,Milo Yiannopoulos,Ann Coulter 和 Steve Bannon都访问柏克莱,而校方花费几十万美元来防止暴力发生。校长Carol T. Christ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有三十多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她说,年青一代正在变化中的“易爆”的敏感性,政治的极端化和选择大学校园作为战场都让保护言论更为紧迫。在跟洛杉矶时报的访谈里,她回答了很多关于校园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问答给我们一个窗口深度了解美国大学教育和思想的现状。
- 你在柏克莱三十多年。你曾经看见过为演讲者做这样的安保措施吗?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这是非常独特的。政治的运作与以前非常不同,言论自由在柏克莱变成右派和左派互相对抗的机会。我非常强烈地相信Ben Shapiro在校园发表讲话的权力。我不同意Ben Shapiro的观点。实际上我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他是被学生团体正当邀请来的。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形。我想我们处于一个境地,对法律和大学的政策提出了挑战,一个讲话者让学校需要花费非同寻常的金钱并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力,而这些都对大学的正常运作产生很大影响。
- 是什么在驱动这些变化?
言论自由本身开始变成有争议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学生更倾向于愿意限制言论自由。也有一些教职员工相信这一点。我是在觉得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John Stuart Mill的话语很自然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这是我的信仰。但是今天的很多学生不再这么认为。他们在大量的反对霸凌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在什么是骚扰攻击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被强烈地反复地告知,某一些言论是不妥的。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件事我们在社区里说和做的区别,是在教室还是宿舍的区别,和一个公开讲话者在公共场所能说什么。所以现在大家不能同意什么是言论自由。我有时候说,比较讽刺的是1964年学生要求言论自由,校方反对;而现在正好奇怪地反过来。
- 还有什么变化?
政治极端化。明显地在美国我们处于一个境地,左派和右派越来越不容易互相对话。而且在极左和极右都愿意诉诸于暴力。这让我想起六十年代的极端暴力组织。有一些团体,– 我说的是左派的团体,但是右派的团体也是如此–已经放弃了政治的程序,认为全面否定是个重要的武器,而且愿意诉诸暴力。这是非常新的事情。
在这个易爆品的混合物里面还有,大学被看作是这场对立最重要的象征性的舞台,而柏克莱大学是在所有这些象征性舞台里的第一号,部分原因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历史,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柏克莱作为很自由的校园的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年是言论自由年。我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社区提供多次机会来讨论问题,来想通这些问题。我们宪法规定的和法律判例支持的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常常跟我们作为一个包容的社区是矛盾的。想通这个矛盾是我们对话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 Ben Shapiro和Milo Yiannopoulos对学生的教育有帮助吗?
我信仰John Stuart Mill,所有的言论,除了很有限的例外,都应该被允许和公开。只有这样你才能揭露这个言论的虚伪和无聊。我们对言论自由的信仰在出现丑恶和可憎的言论时得到最大的考验。我希望我们的社区不仅坚持我们的价值观,而且也懂得揭示事情的真相才能让我们前进。
- 还有哪些抗议的方式可以选择?
几年前当Ann Coulter在Smith College讲话的时候,教职员工和学生让我阻止对她的邀请。我拒绝了。当她来讲话的时候,学生们开展了一场精彩的抗议。他们坐满了她演讲的大厅,–大厅可以坐2000人–她讲话时每过五分钟,大概100个学生会站起来,背对着她,沉默地站立五分钟然后离场。到讲话结束的时候,大厅里几乎空无一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用闹场把一个人赶下台更加有效得多的抗议。闹场或者挑起暴力的对立正好中了极右势力的计划。
- 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你们已经花费了80万美元在安全措施上面。这样做可以持续吗?
这样做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的理解是,这是法律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多少钱是一个机构保护言论自由合理的花费?我觉得保护言论自由很重要。这是我花费这些钱的原因。我相信在目前的法律下面,这是我们的衣物。但是长期如此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政策限制每年学校为了讲话者的安保措施花费的资金,这样当这些资金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举行新的活动。这在法律上是没有被触及过的新领域。
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学生的安全,校园的安全,我们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虽然我们希望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
- 斯蒂夫班农要来柏克莱。你怎么看?
我要把班农来柏克莱跟学生团体(Berkeley Patriot,柏克莱大学的一个保守学生杂志)组织计划的其他活动分开。我认为班农的观点是可憎的,但是他曾是我们现政府的成员,很多听众对他要说的东西感兴趣。我这里有两名教职员工申请跟他在对中国政策上辩论。我认为这不是适当的时机。他是一个在川普政府里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公众人物。这跟其他一系列让校园中心瘫痪了四天的活动不一样,那些活动把校园变成一些非常保守的讲话者的舞台,而且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争议。
- 你在柏克莱的时候,在上次活动之前,谁是最有争议的讲话者?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否认二战大屠杀犹太人的讲话者,David Irving。有趣的是那时候为了保护校园我们让他在一个小小的,偏僻的房间讲话。而现在我们得到的法律建议是我们不能设置那样的限制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演讲厅,我们不可以因为他的观点不让他使用这个演讲厅。我们不能在使用空间上歧视。这让我们失去一个我们在时间,地点和方式上以前用过的工具。
- 你曾经说过,最安全的地方是内心的坚强。现在太多的年轻人缺乏坚强吗?
我上周主持了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教职员工论坛。让我很惊讶的是“伤害”和“受伤”这两个词在学生提问时出现的次数。而另一方面,大家对言辞如何伤害有更广泛的理解和觉醒。但是我相信言辞引起的伤害跟身体上实际的伤害是非常不同的。我在论坛上特别强调了内心的坚强,一名学生直接问我,如何变得坚强?当你70多岁的时候比18,9岁的时候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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