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期纽约客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多元化的局限”的书评,围绕美国教育的多元化(diversity)和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做出反思,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文章的开头就提到,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在准备调查2015年一些团体关于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的举报。


从某个角度看,亚裔学生在哈佛大学的比例已经偏高。哈佛的本科生有18%的亚裔学生,但是亚裔在美国总人口里只占5%。不过,作者说,在同样是顶尖的精英大学,譬如加州理工学院,录取学生时完全不看种族因素,亚裔学生占了本科生的43%。这些团体以SAT分数和其他数据为证据,认为哈佛大学“让亚裔学生进入哈佛大学比其他族裔要困难得多”。他们认为,哈佛大学为了做到族群平衡,不仅优待非裔和拉美裔学生,而且以牺牲亚裔为代价。

哈佛大学这样做的目的是多元化。不过,多元化到底是什么?是否为了多元化就必须把学生贴上族群的标签,然后要么给予帮助,要么给予更严格的要求?

在1978年的一个案件的判决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大学录取中的种族配额是非法的。大法官Lewis Powell写道,“任何提及人种和族群差别的说法,”都应该引起“天生的怀疑”,应当被“仔细地进行司法上的检验。”(这也让我们想起被激烈争论的亚裔细分)。但是Powell也承认大学追求多元化的正当性,因为这样学生可以从彼此的不同互相学习。这也是多元化和平权法案不同的开端。平权法案的初衷是把利益和机会从占主导的多数族群转移到少数族群,重新分配,来弥补过去的歧视政策带来的损害,而多元化则是让每个族群平等地互相学习,理论上,每个人都是赢家,没有人受到损失。

然而,文章说,即便是左派也对这种多元化有很大疑问。美国文学教授Walter Benn Michaels在他的书中就认为,美国教育的多元化其实是一个深刻的保守概念。这个概念强调族群差别,而忽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个“老板和业主”才会拥护的意识形态。他的解释也让人联想到为什么以硅谷为首美国大公司强调和拥护多样化。

尽管硅谷的大公司的CEO口头上拥护多样化,但是他们近年来常常受到批评。硅谷的公司员工里,以Google为例,黑人只占2%,白人占61%,而亚裔占30%。

不过,如果大公司和组织的多元化就是要求他们的人员构成反映社会的种族构成的话,那也会出现问题。这篇文章指出,纽约市政府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是非裔,而63%的看守所和监狱警官都是黑人,我们应该要求纽约市政府整顿改革吗?从多元化的角度看,为什么不需要改革呢?

回到亚裔学生的问题上来,从八十年代起,很多美国的精英大学就注意到亚裔群体的学习成绩优秀。作为对策,一些学校开始强调英文测试,或者强调课外活动,以此来拒绝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亚裔申请人。1989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校长就曾经因为该校针对亚裔的压制政策道歉。

在被起诉以后,哈佛大学公开发布的声明没有明确否认在录取学生的程序中歧视亚裔,而只是说“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哈佛大学的逻辑很清楚,任何考虑种族因素在内的政策都必然会损害某些族群的利益,而惠顾到其他族群的利益。整体来说,一名高分数亚裔学生比同样分数的非裔或者拉美裔或者白人被录取的机率低,但是,亚裔高中毕业生拿到高分数的机率更高,这样两者互相抵消。

初看之下,似乎两者的效果抵消就达到了多元化和公平的目的。然而,文章指出,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为了达到多元化,我们不是鼓励和祝贺亚裔学生去取得高分和好成绩,而是因为他们成绩优秀而惩罚他们,把成绩优秀变成一个需要纠正的因素。用作者的话说,这其实是个很“变态”的事情。

文章最后说,多元化这个概念有可能需要更好的概念来代替。我们的社会需要惠顾黑奴的后代,需要族群之间的融合,解决历史带来的不公。但是多元化暗示的每个族群就只能得到他们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而绝不能超过,束缚了我们的选择。多元化这个概念“有弹性而且广受欢迎”,但正因为如此诱人,也会把我们带上错误的道路。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Kelefa Sanneh,他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来自非洲冈比亚,是耶鲁大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位白人南非语言学家,也在耶鲁大学教书。Kelefa六岁的时候随家庭来到美国。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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