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五月中旬,纽约新冠病毒疫情正在缓慢地从高峰逐渐缓解,前一阵关门停工的很多餐馆又开始营业,尽管只能提供外卖服务,也让人觉得生活开始有恢复正常的迹象。只是当人走进餐馆,看着空无一人的大堂和酒吧,才会想起这样已经两个月了。疫情以前的生活越来越远,现在的状态越来越成为新的常态。

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苏鲁孟。

大概是文化差异的原因,纽约的中餐馆大部分都不太重视酒吧的服务,很多根本没有酒吧,即使有酒吧的餐馆,往往也就当成出酒水的柜台使用,很少有客人在那里喝酒。我们的酒吧却是例外,附近的老客人经常来这里喝酒聊天。

苏鲁孟那时候已经有八十多岁了,他坐在靠门边的吧台座位,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听见他用中文问一个等座位的中国学生,“你是中国人吗?”

学生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外国老人讲中文,很开心地笑着点头。老人接着大声说,“我叫苏鲁孟,苏东坡的苏,鲁迅的鲁,孟子的孟。”

后来我有看见他跟别的中国人这么搭话,终于有一天,他问我,“你是中国人吗?”

苏鲁孟每个星期都会来好几次。每次要一杯马天尼之类的鸡尾酒,喝完后最多再来一杯,跟旁边的人聊聊天就回家,偶尔也吃点简单的东西。

跟他熟悉以后,我有时候陪他一起喝一杯聊天。我问他, “你为什么叫苏鲁孟这个名字?”

“我姓所罗门(Solomon)”。

苏鲁孟的家人在二战前从东欧移民来美国。他的家人在欧洲大概属于精英阶层, 一个近亲长辈是前苏联的外交部长,但他有一半的亲人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丧生。

“苏联的外交部长,你跟莫洛托夫有亲戚关系?”我惊讶地问他。

“不是,比莫洛托夫早。”他说了一个名字。我后来考据了一下,他说的名字是苏联的第三任人民外交委员,也就是外交部长,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波兰犹太人,出生于一个波兰银行家家庭,是莫洛托夫的前任。

苏鲁孟出生在纽约,二战时参军,他给我看了他的士兵证,是步兵(infantryman),战后他在纽约念大学,最后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拿到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之后他在哈佛大学工作,编纂资治通鉴的三国部分。离开哈佛大学以后,他回到纽约,在大学教中文和中国文学。

难怪他知道苏东坡,鲁迅和孟子。

苏鲁孟的个子不高,因为年老有点驼背显得更矮。他喝一口酒问我,“你知道公孙龙吗?”

不等我回答,他右手在空中用力点着说,“公孙龙,白-马-非-马。名家。”

我点头表示我听说过公孙龙和白马非马的故事。

听他讲了一会儿公孙龙以后,我问他,“你去过中国吗?”

“去过。七十年代的时候,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让我一起跟着去。那个时候我年轻,跟中国人吵起来,结果被提前赶走了。”

原来苏鲁孟到了北京的宾馆,看见领袖的画像无处不在,忍不住用中文对着领袖画像说了大不敬的词。中方的服务人员听见,跟他争吵起来,于是他被命令提前返回美国。

“你认识傅高义吗?你们都是哈佛的。”

“Vogel,当然了,他年轻很多。”

我认识苏鲁孟的时候,他正在准备出版一本书,反反复复两年以后,在他九十岁的生日之前,他终于把书带来给我看。

我请他给我在扉页上签名,把书回家以后,读了开头几页。

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他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后来我不再去那边餐馆,就再也没有看见他。

我们都叫他Bernie。苏鲁孟只是他给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时候用。